2016年1月10日星期日

幹貨 | 伊朗導演阿巴斯教你如何拍電影



微信號:diyidy

『導演發聲交流平臺』



當年蒙古人入侵的時候,基亞羅斯塔米是吉蘭的大人物,人稱"擁有千匹馬的基亞羅斯塔米"(01)。我於1940年出生在德黑蘭,小時候喜歡畫畫,上七八年級的時候拿起彩筆就在紙上畫。在學校裡,我不是好學生,也不是好畫傢。我性情孤僻,沉默寡言:從開始上小學直到六年級,我沒跟任何人說過話。是的,跟誰都沒說過話。


我18歲就離開瞭傢,被迫獨立謀生。我壓根兒沒有想過成為電影工作者。一切都是出於偶然,是我朋友阿巴斯·柯漢達裡的一雙皮鞋使我成瞭一名電影導演!我在參加高考時報的是美術專業,高考失敗後就到交通警察部門謀瞭份差使。一天,我去柯漢達裡的縫紉用品商店,當時我穿的是涼鞋,柯漢達裡讓我陪他去一趟塔吉裡什橋。


我說不想去,因為我穿的是涼鞋。他就把自己的一雙新鞋借給我,尺碼跟我的一樣。我們去瞭塔赫裡什橋,來到法爾哈德·阿什塔裡。阿巴斯·柯漢達裡認識那裡的一位叫穆哈蓋克的先生,他是一個美術工作室的負責人。我就在他那裡報名參加瞭補習,後來再次參加高考時被錄取瞭。我總共花瞭13年時間才完成學業,獲得學位。上學期間,我還一直在交通警察部門從事道路管理工作,或者負責監督道路拓展方面的工作。那時,我是晚上工作白天上學。



後來,我開始從事廣告工作,起初是搞平面廣告設計,同時為好幾傢公司幹活,比如設計書籍封面、畫廣告畫等等。一天,我來到塔佈裡電影公司,那時這傢公司也有一個廣告片制作部。他們建議我來這裡當導演,要求我為一種等溫熱水器寫一個廣告片的拍攝腳本。


當天夜裡我就為這種熱水器寫瞭一首詩,三天之後,讓我驚喜的是電視上播放瞭這條廣告,裡面用瞭我的詩歌。這是我從事廣告片創作的開端,後來我又為其他廣告片寫作創意,並逐漸過渡到親自導演廣告片。從1960年到1969年,我拍過150多部廣告片。我的一位朋友發現我在廣告片中從來不用女演員,事實上在我拍攝的50多部廣告片中都沒有女性角色。那時,即便是做汽車輪胎的廣告片,人們都讓女人出現在片子裡。我非常喜歡廣告片。


拍廣告片受到很多限制,但這種限制是有益的。在短短一分鐘時間裡能說些什麼呢?必須簡化介紹性的場面,濃縮信息,緊扣主題,讓所有人都能一看就懂。拍攝別人定做的隻有一分鐘的影片,必須傳達出有效信息,影響公眾,促使他們購買產品。拍廣告片的經歷和從事美術設計的實踐教會瞭我如何拍電影:一個美術設計方案,不論出現在書上還是欄目裡或畫框裡,都得能讓讀者或觀眾一看就產生興趣。


在我看來,繪畫是所有藝術之母。拍廣告片受到很多限制,拍別人定做的影片迫使我們思考……不過,我記得那時人們說我拍的廣告片確實非常好,但不是為瞭促銷商品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沒有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對我來說,從事電影片頭的設計工作是我從繪畫轉向拍攝非廣告影片的過渡。在構思電影片頭的工作中,我發現瞭攝影機。我在以前拍廣告片時沒有這樣的機會,那些攝影師一般都不讓我摸攝影機或者看取景器,也許是因為我的年齡的關系,也許是他們覺得我還沒有足夠的經驗。


總之,那些廣告片是在沒有我的直接參與和連續監督的情況下拍成的,總體來說效果一般,有時甚至跟我構思的文案完全不同,那幾年我一直都想獨立拍片。後來,我終於得到機會,獨立拍攝瞭一部潤手霜的廣告片。我的同事在看完片子之後對我說有些"鏡頭跳軸"瞭,當時我沒有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但這件事把我嚇壞瞭,以至於幾年後我還在夢裡見到自己拍瞭一些跳軸的鏡頭。



1969年,伊朗青少年教育發展協會(02)領導人菲魯茲·西爾凡路看瞭我拍的一部關於煎鍋的廣告片(該協會也有一個廣告公司),他對我的片子很感興趣。拍這部廣告片的靈感來自一本攝影雜志,人傢都說我的片子很像西方電影:也就是說"挺棒",技巧也不錯。


西爾凡路打算在協會創立電影部,就邀我一起做。我們說幹就幹,籌備工作持續瞭八九個月,包括建造一個攝影棚。那時,協會裡隻有我一個人是搞電影的,我拍攝的第一部影片《面包與小巷》就是協會電影部的第一部影片,其他搞電影的人是在此之後陸續來這裡拍片的。


小時候,我用畫畫打發孤獨。午飯後別人都在午睡,可是我不困,就出去散步,為瞭不發出聲響,就在陽臺上畫畫。進美術學院之前,我在盤子和其他物品上畫過駱駝、奶牛、豹子以及風景之類的東西。我的一些親戚將這些畫保存起來,為的是以後能賣個好價錢,他們現在見到我時還偶爾問我這些畫的價錢有沒有漲。


存在於我內心的影像有別於我在畫佈上再現的影像。我在畫佈上再現的東西對我沒有任何幫助,倒是深藏在內心深處的影像、記憶、畫傢的精神對我幫助很大。需要指出的是,並非隻有畫傢才有畫傢的精神。一天,我奶奶坐在行駛中的汽車裡說:"瞧,那樹,那山……"


在我看來,這時她指給我看的是一幅意想不到的影像,是數不清的影像中的一幅,是從成千上萬個角度看到的影像中的一幅,她選擇瞭其中的一幅盡情地欣賞,她正在自己的內心裡作畫,她有畫傢的記憶,正在畫一幅內心的影像。



我從未想到《橄欖樹下的情人》會在一片勁風掠過的麥田裡拍攝,因為這個影像正是我10年前作的一幅畫中表現的東西,最初的構思又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時,我很少作畫,而是更喜歡攝影。這個主題和構思更多地出現在我的攝影作品而不是繪畫作品中……然而,我認為值得討論和研究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因素會彼此融為一體。


在我的攝影、繪畫和電影中出現瞭某種共同的東西:一種簡單的顏色和光線,一種特別的意義和時刻。我在搞上電影之後也作過不少畫,我認為電影比繪畫更加豐富。我在畫佈或畫紙前經常不知所措,我無法表現麥田裡的風在往哪個方向吹,可是在電影中就容易多瞭。我絕對不是畫傢,我畫畫的目的主要用"繪畫療法"治病,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繪畫。


我小時候比夥伴們更喜歡看電影,兒時的夥伴現在大都成瞭商人、醫生或畫傢。我喜歡把電影當作娛樂,從來沒有因為某部影片是某個導演拍的才去看。當然,我喜歡後新現實主義時期德·西卡的批判喜劇,但對我來說索菲婭·羅蘭比德·西卡更重要!我傢裡人是不看電影的,他們除瞭工作還是工作,工作占據瞭他們的所有時間。


除瞭在一個短暫的時期比較集中地看瞭一些影片(為瞭醫治孤獨癥,我曾到佈拉格去看捷克語電影),我一生中看過的影片不超過50部。我從來沒有把一部影片看過兩遍,這樣我也就不受任何電影傢的影響。另外,我從來沒看過任何一部"真實電影"。我無法忍受佈萊松(03)或德萊葉(04)的影片,它們使我疲勞,我沒能進入這些影片中。我讀過好幾遍巴巴克·艾哈邁迪寫的關於佈萊松的書《自由的風》,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但書中的理論比它的主題似乎更有意思。與德萊葉和佈萊松的影片相比,伊朗影片對我產生的影響更大,比如蘇赫拉比·沙希德·薩爾斯的《簡單的事件》,比如基米亞維的影片,或者達裡尤什·麥赫伊的《郵差》中的某些片斷。


我永遠不會忘記《簡單的事件》中那個孩子喝百事可樂的場面,不會忘記他為瞭跟上父親而離開服裝店的情景。總之,我看過的影片中讓我覺得重要的場面不超過20個。


我記得,小時候我把自己寫的故事給大人們看,通常他們都會非常謹慎地說挺好,而且往往補充一句:"可是太悲觀瞭,實際情況沒那麼糟。"我立馬就斷定他們缺乏獨立性,他們屈從於權勢,拒絕承認苦難的社會現實。可是今天,當年輕人讓我讀他們的劇本時,我謹慎地說:"年輕人,伯格曼在黑暗中尋找一線光明,正是這一線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實可信。你也應該試著……"


從他們的目光裡我很快就明白瞭他們對我的看法。我認為生活和經驗帶給我們的結論是:盡管我們是悲觀主義者,但是我們活著不能沒有希望。幾年來,盡管處境艱難,可是我的精神狀態很好,這種狀態以某種方式反映在我的工作中。


我的第一部影片《面包與小巷》裡有這樣一個特寫鏡頭,表現的是一個老人走向攝影機,然後繼續走他的路,身後跟著一個小孩。那時,人們說這不叫電影。我沒有勇氣讓攝影機運動起來,推拉鏡頭,或者尋找正確的軸線,而是喜歡等待人物進入畫框……我相信所有評論傢的話,因為我害怕。


讓攝影機運動起來對我來說總是非常困難,那時我的理由是:當我們長久等待的某個人從遠處走來時,我們就會一直看著他。我們等待著他的到來,因為他不是普通的過路人,他對我們來說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的目光不停地看著他,我們不想讓這個鏡頭中斷。那些莫名其妙的鏡頭分切,我搞不懂它們的意義何在,這從來都不是我的趣味,那些被分切成8個乃至10個鏡頭進行表現的場面,使人看不到場面的完整性。


有時,現實本身也告訴我們,沒有必要過分地分切場面,為瞭接近人物,不必非得將攝影機靠近他們。必須等待,肯花時間才能更好地觀察和發現事物。有時,特寫並不意味著距離拍攝對象太近,大遠景鏡頭也是一種特寫。我發現,在具體實踐中,我們在書本上學到的所有東西都是行不通的。


我在拍攝影片《經驗》時有這樣一個場面:一個少年讓擦鞋人給他的皮鞋上臘,那個擦鞋人坐在少年的腳旁邊,試圖用力修理他的皮鞋,但遭到少年的拒絕,因為這位少年的襪子破瞭一個洞。


接下來是一個主觀鏡頭,表現彎下腰的擦鞋人。在這個鏡頭裡,擦鞋人以自信的目光看著少年,似乎在告訴少年他不會把皮鞋弄壞,以至於少年無法拒絕,最後終於抬起皮鞋。書本上的規則告訴我們,如果攝影機俯拍某人,就意味著這個人處於劣勢,其實一切都取決於誰看誰,以及他的行為方式……所有這些規則你都必須學習,但學習的目的是避免使用!



現在看來,我應放棄某些特寫鏡頭,使用場面段落鏡頭更好,為的是讓觀眾能直接看到完整的主體。特寫鏡頭剔除瞭現實中的所有其他元素,為瞭讓觀眾進入情境和作出判斷,必須讓所有這些元素都在場。


以尊重觀眾為原則采用合適的近景鏡頭,能讓觀眾自己選擇感動他們的事物。在場面段落鏡頭裡,觀眾可以依據自己的感覺選擇特寫。


當然,我也不同意一味地以連續拍攝的方式把所有東西一覽無餘地展現給觀眾。起初我看到攝影師在拍攝一個場面時突然停瞭下來,他說:"演員把腦袋轉過去瞭,我看不到他的臉。"我就對他說:"這有什麼關系呢?我們已經介紹過這個演員瞭,即使他偶爾背對攝影機也沒什麼問題。如果觀眾老是看演員的近景,他們該怎麼想呢?"每當演員在一個不太明顯的地方走動,攝影師就將鏡頭切斷。然而,我們是可以將昏暗的場面用來為影片服務的。有時,看某人的膝蓋反倒可以更好地表現他的精神狀態。


非常遺憾的是人們有這樣的想法:如果隻向觀眾表現演員的項背,就是不尊重觀眾,或者認為觀眾會感到不舒服,就好像在劇院裡看戲那樣,演員總是面對觀眾,從來不轉身背對觀眾。我對這樣的事情感到痛苦,感到無法理解。當然,我也意識到戲劇有它自己的規則,但作為觀眾我認為這是造作的。有時,攝影師就像是拍證件照的照相師一樣拍電影,他們認為絕對需要在"框住人物的兩隻耳朵"之後才能拍攝,原因是他們沒有把影片當做一個整體加以考慮。


這就解釋瞭為什麼我在跟一位攝影師合作之前,必須知道他有沒有足夠的耐心,我認為隻有具備足夠的耐心才能很好地拍電影。


我從來不在采景之前寫劇本,也不會在劇本裡寫什麼"必須把谷倉的門放在這裡"之類的話。我是先去找門,然後再不斷地向前推進情節的發展。找到門以後,門應該跟演員一樣重要,因為這存在著認同問題。


一扇幾年來就呆在其門框裡的門與我們帶去的作為道具的門是不一樣的,也跟我們有意做舊的門不一樣。我從來不會把這座城市裡的道具帶到另外一座城市去。如果我們把一座房屋的門拆下來搬到附近的房屋,將它放在地上或門框裡,它們能相互和諧,因為這扇門是從鄰居那裡搬來的。



聲音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比畫面更重要。我們通過攝影獲得的東西充其量是一個平面影像。聲音產生畫面的縱深向度,也就是畫面的第三維。聲音填充畫面的空隙。這就如同繪畫與建築之間的區別,在繪畫中我們面對的是平面影像,在建築中重要的是維度。沒有現場的特定聲音的鏡頭是不完整的。以《橄欖樹下的情人》中侯賽因在陽臺上跟塔赫莉說話的場面為例,為瞭跟塔赫莉說話,侯賽因需要跟她單獨在一起,不應該讓其他人聽到他說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隻聽到侯賽因的聲音是不可行的,還必須有其他聲音,隻有在其他聲音的掩護下侯賽因才能跟塔赫莉說話……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把攝制組工作人員的說話聲跟演員的說話聲混合在一起瞭。沒有這種混合,鏡頭就缺少瞭某種東西,我在拍攝許多場面時都使用瞭這種方法。大多數錄音師都隻顧看錄音機的指針,試圖盡可能錄下質量最好的聲音,他們不關心聲音產生的景深問題或特別印象。

比如,影片《特寫》中馬克馬爾巴夫和塞巴齊安討論問題的那個場面,聲音突然被切斷瞭,過瞭一會才恢復。所有看過這部片子的人都抱怨錄音師,說他沒有把這段聲音錄上,因此也就不再信任他的工作瞭。大傢都覺得這是他的錯誤,而實際的情況卻是,這段聲音空缺是我在後期制作時有意為之。如果不是出於自願,這段對話是當然可以補錄的。當我想用剪刀切掉這段聲音帶時,《特寫》的錄音師有意地看瞭我一眼,認為我不會真的這麼幹。

他拒絕親自剪掉這段聲帶,最後是我下的剪刀,那時他在剪輯室的另一頭來回走動,看瞭我一眼之後自言自語地說:"他正在用自己的手搞亂自己的影片。"

我覺得,在跟非職業演員的合作過程中,如果沒有情感上的聯系就無法與他們溝通。我跟我的演員在拍片以前很久就建立起瞭聯系,而且有別於一般導演與演員的關系,否則我的演員就無法表演。從前,我的同事們曾問我:"跟非職業演員一起工作是否很難?"

我一直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們,直到起用職業演員穆罕默德·阿裡·凱沙瓦爾茲出演《橄欖樹下的情人》之後,我才找到瞭這個問題的答案。盡管他的表演讓我滿意,但是現在該輪到我問我的同事們:"跟職業演員一起工作是否很難?"跟職業演員必須用職業語言交流,而跟平常人交流需要觸動心靈,以心對心的方式說話。他們無法接受命令,無法按照你的命令精確地行事。

為瞭使他們按照你的願望行事,你不必教訓他們,隻需與他們相依為命。這樣會使演員與你如此接近,以至於你都不知道是你在寫對話還是他們在寫對話,是你在指導他們還是相反。我被迫經常去找他們,因為他們已經變成瞭"我",而我也變成瞭"他們"。如果您覺得我影片中的表演非常敏感和細膩,那是因為我跟這些非職業演員之間存在著這種情感上的聯系。

我在拍過幾部影片之後就徹底意識到:必須取消導演!事實上我已走上這樣一條路:為演員提供越來越多的可能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攝影師與我之間的糾紛不斷,他們說我太寵愛演員瞭,這樣做將導致"演員至上"。


對所有想跟非職業演員合作拍片的人來說,必須明白這樣一點:不能讓演員在攝影機前背臺詞。他們連普通的表演程序都不懂,必須讓他們相信對話,以便能在一段時間之後感覺到這就是他自己說的話。

為瞭與他們真正地進行交流,需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而且不能隨便找一個什麼人就在攝影機前指導他們演戲。到《橄欖樹下的情人》開拍之時,我跟主演侯賽因·萊紮伊已經認識一年多瞭,我跟他一兩個星期見一次面,我們一起討論劇本和對話。這就像人的頭發一樣,必須一點一點地長。

每一次見面我都跟他提到"富人與窮人"的問題。當我們見到這部影片的攝影師侯賽因·賈法利安時,我對侯賽因·萊紮伊說:"請重復我對你說過的有關富人和窮人的事情。"這時,他已經搞不清這些話是我對他說的還是他自己說的。總之,後來他重復瞭這些話。當他說錯的時候,我就對他說這不是他從前說過的話,也不是我加上去的,而是他自己說過的話。在幾個月時間裡,每當我見到一個新的非職業演員時,我就讓侯賽因重復說那些關於"富人和窮人"以及"有房子的人和沒有房子的人"的事情。

逐漸地,侯賽因認為這些話就是他自己的話,這些話已經印在他的腦子裡瞭。在拍攝期間,他在攝影機前自然而然地重復瞭這些話。甚至在接受采訪時,他都認為這些話就是他自己說的。他之所以相信這些話是他自己說的,是因為他知道這些話與他自己的生活經驗聯系在一起瞭,這些對話是屬於他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程序。

我總是尋找簡單的現實,這種現實往往隱藏在表面現實背後。我在拍電影的時候,有時會碰到攝影機之後發生的某些事件,它們跟影片的主題沒有什麼關系,但比我們正在拍攝的影片的主題更吸引人更有意思,於是我就將攝影機轉向這些事件。

永遠不要忘記我們正在觀看的是一部電影。即便是在看起來非常真實的時刻,我都希望畫面旁邊的兩把利劍(05)的光芒閃爍不停,為的是提醒觀眾不要忘記他們正在觀看的東西並非現實而是電影,也就是我們以現實為基礎拍攝的電影。我在新拍的幾部影片裡加強瞭這種做法,以後還會進一步加強。我認為我需要更加內行的觀眾。我反對玩弄感情,反對將感情當人質。

當觀眾不再忍受這種感情勒索的時候,他們就能成為自己的主人,就能以更加自覺的眼光看事物。當我們不再屈從於溫情主義,我們就能把握自己,把握我們周圍的世界。

在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影像是所有藝術之母。我之所以被電影吸引,應該說是因為影像總是讓我著迷。不管是攝影還是繪畫,我經常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像的控制,以至於最終走上瞭從影之路。然而,我之所以當上電影導演,並不是因為電影是一種更完整的藝術,或者如人們常說的是一種綜合藝術

我始終認為攝影、繪畫、平面設計等藝術都有各自的獨特功能,每一種藝術形式都很重要,不過我仍然認為攝影具有特殊的地位。我還記得,我們在拉什特城完成《合唱》的拍攝任務之後,像往常一樣,攝制組人員都離開瞭高原,有人甚至已經回德黑蘭瞭,隻有我留在拉什特,與一架照相機形影不離。第二天,我帶著照相機信步穿行在狹窄的街道裡,街道兩邊到處是潮濕的水泥墻,長滿青苔的石灰墻,以及油漆斑駁的木門等等。

我在那裡呆瞭好幾天,拍照片打發時間,感到非常安靜,不用再為拍攝某個鏡頭跟攝影師、錄音師和攝制組其他人員爭論不休。事實上,在那16天裡,我一直在思考劇本的問題,思考拍攝電影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現在,我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畫面瞭。


根本上來說,我認為影像是萬物之源。我經常是從一幅內心影像開始寫作劇本的,也就是說,我是從存在於腦子裡的一幅影像開始建構和完善劇本的。比如,在構思影片《結婚禮服》時,我腦子裡起初出現瞭這樣一幅影像:清晨,一個神情困惑的小夥子在陽臺上給天竺葵澆水。

這幅影像本來可以構成一部長故事片的情節線索,但是拍攝到第四天,當我們正在拍攝這個心存疑慮的澆花場面時,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場面沒有我所想象的那種強烈的沖擊力,換句話說,以此為基礎展開的故事被廢除瞭,直到最後化為烏有。而我拍攝《何處是我朋友傢》的過程則與此相反,重要的場面是最先出現的:一個孩子朝著小路盡頭的一棵樹跑去,最後消失在山裡。

拍這部影片之前,這個影像在我腦子裡已經存在瞭好幾年,這樣的影像可以在我那個時期的繪畫和攝影作品裡找到。我的無意識被深山和孤樹吸引,我們在影片中忠實重構的正是這樣一幅影像,山、路、樹是構成這部影片的主要因素。

對所有電影傢來說,攝影也許是一種基本需要。首先,攝影教給他們如何觀察世界,使他們在自己內心積累影像。攝影能獲取某些影像,也能舍棄某些不合適的影像,識別和選擇美的事物是一項復雜和艱難的工作。隻有攝影才能使我們獲得這種識別能力。在有關平衡與和諧的意義方面,攝影啟發著我們的思想,影響著我們的視覺。

事實上,如果說美是構成藝術的本質,美的表現形式是平衡與和諧,攝影就是理解美的基本意義的途徑。在我看來,攝影師可以通過不同的構圖記錄下自己的感覺和審美趣味。他可以將過去的照片放進抽屜,需要參考的時候就拿出來,以便比較或研究自己的美學趣味與敏感性的演進過程。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借助影像紀錄事物意味著"占有"人類的精神財富。

我在觀看影片《何處是我朋友傢》時重新發現瞭自己在20年前見到的畫面:一條街道,一隻狗,一個孩子,一位老人,一根面包棍,這一切重新出現於我在20年之後拍攝的影片裡,這種連續性的重復在我的無意識中發生瞭作用……

攝影能夠滿足人的創造欲,讓人接近安寧,具有某種神奇的凈化心靈的功能。看到卡斯萊安在達瑪旺德山上拍攝的照片,我想起瞭神聖和虔誠,長年累月地拍攝這些高山,我認為是一樁神聖的事情,這讓我想起瞭電影攝影藝術的至高無上。攝影的神奇凈化作用表現在人處在孤獨中,面對自己的時候……

按動快門的"喀嚓"聲沒有擾亂大自然的寧靜,這寧靜被瞬間凝固瞭。神奇廣袤的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攝影表現的內容,被簡化到攝影機裡,以便人們能夠放在內心深處安然地保存下來。我們以某種理想主義的方式觀察事物,認為它們接近於我們想象的樣子。

不幸的是,通常情況下事情並非如此……比如,在陽光明媚的藍天下拍攝的山巒當然很美,但在白雲掠過的時候拍出來的效果可能更美,因為光與影的變化使景物豐富多彩……


攝影能讓我們以某種神聖的方式欣賞自然與生命的存在。不應該忘記,達到欣賞自然和生命的階段是很難的。人應該懂得觀看,懂得觀察,一切都歸結於觀察事物的方式。

秘密就存在於有關視覺的知識和觀看事物的方式中,我們擁有兩個無法估量的、值得我們愛惜的珍寶。一天,我跟兒子在街上散步,那時他還是孩子,他對我說:"爸爸,眼睛是個奇怪的東西,對不對!"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這兩個小小的圓球能看到那麼大的東西。"

我知道,那時他正在看著街道對面邁拉銀行的高樓建築。有時,孩子提醒大人的東西讓大人感到驚訝,大人不應該以表面的方式看待生活,而是應該好好地睜開眼睛,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刻……

我佩服觀察,默默地觀察,特別是觀察大自然。我們喜歡某人時就跟他一起照相,想他時隻需翻開傢庭相冊。我的傢庭相冊裡,珍藏的滿是大自然的風光。

本文原載《當代電影》雜志2000年第3期,原文題目《阿巴斯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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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nal From: 幹貨 | 伊朗導演阿巴斯教你如何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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