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223: 柏林 | 電影光拍得好還遠不足以拿獎：你有背後的神秘推手嗎？

這兩天，中國傳統春節、情人節假期都已經過去瞭，大傢陸續開始上班瞭；而歐洲的柏林，一年一度的國際電影節又熱鬧開場瞭。

提起國際電影節，尤其是歐洲三大節，一般影迷都把它視為藝術電影的盛會。

今年據說有十幾部華語電影，入圍瞭柏林電影節的各個單元。希望它們都能斬獲好的成績。

今天為大傢普及一個知識，就是：電影光拍得好，就能有機會在三大節拿獎嗎？

其實，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本質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商業電影想賣的好，拍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有渠道作為支持。當年《英雄》可以在北美賣出5500萬美元的優異成績，跟院線支持、發行能力都有緊密的關系。同樣還是張藝謀，投資更大的《金陵十三釵》，相比可就要慘不忍睹瞭。

藝術電影也是一樣。拍得好是基礎，但能不能得獎，有時候真需要渠道和推手去進行支撐。

今天為大傢介紹的這位曼弗雷德.杜尼約克先生，就是中國導演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沒有他，《紅高粱》《香魂女》這些電影想在西方導演把持的電影節出人頭地，那絕非易事。

同理，一部我們非常看好的中國藝術電影，如果在電影節鎩羽而歸，完全也說明不瞭什麼（當然，對賣片肯定有負面影響）。電影節哪有什麼真正客觀的評價標準？都是人運作出來的。

有時候，導演需要的，隻是一點點命運的眷顧罷瞭。所謂，時也勢也。

我們寫這些文章，發掘這些電影背後的事情，絕不在於貶低導演藝術，而在於強調中國電影能否"走出去"的復雜性。

就像有瞭原子彈，還得有火箭，戰略性的核威懾才能夠建立起來。

隻有原子彈，沒有火箭，那隻是一個小擺設而已。

"偶遇"曼弗雷德.杜尼約克

作者| 奇愛博士

除夕這天一早，我又來到瞭潘傢園舊貨市場"掃貨"。這是北京城我最愛逛的地方之一，原因無它，就是在故紙堆裡尋寶、撿漏兒，因為這兒每周末上午都有舊書市。過去十年，我在這裡曾陸續淘到過上千冊的各種海內外電影書籍。很多時候，老板們並不識貨，讓我有幸低價賺得瞭一些小便宜，那可是相當有"快感"的事情。

今年除夕，恰逢周六開市。可頂著嚴寒到地方一看，好嘛，原本應該人群熙攘、烏壓壓一大片的舊書市，竟然隻剩下瞭伶仃可憐的三五攤位，估摸著大多數老板都回老傢過年吃餃子去瞭。我沒精打采地轉瞭一圈，沒啥好貨色。

正待離去，卻見不遠處的一個地攤上，散亂地扔著幾本外文畫冊。其中一本，封面上方有"China"的字樣，下方是一位中國婦女回頭微笑的面孔。我打開一看，這是作者曼弗雷德·杜尼約克（Manfred Durniok）1981年在柏林出版的攝影集，紀錄瞭"文革"後中國的大量城市景觀、居民生活和文化風貌，共一百餘張照片；而扉頁上赫然還有作者1988年的親筆簽名。

攝影和電影有著天然的親緣性，又是文化史大傢彼得·伯克所推崇的"圖像證史"常所依賴的重要媒介。我們通過照片或活動影像，可以瞭解大量它們所攜帶著的時代訊息：譬如拍攝者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觀念、道德信仰或偏見、社會經濟文化面貌等等。

因而巴贊也曾說過，一個電影拍的好壞、類型、手法不論，總能或多或少留下時代的真實印記，這正是影像的核心意義所在。正是出於想對1976年後轉型期的中國有所瞭解，加之老板也相當厚道地開價僅僅10元，我買下瞭這本份量頗重的畫冊。

回到傢，我仔細翻閱瞭每一張照片。其中有身著標準綠軍裝、藍褲子，胸帶獎章，笑容綻放的城市女性；也有身批白色外套，戴著"新潮"墨鏡，踏車疾行的中年男子；有上海外灘江邊千帆競進的激情豪邁，也有北京古典皇傢園林中的凝重典雅。

其中甚至還有一張城市電影院的圖片，看宣傳廣告上正在放映卓別林導演的美國影片《大獨裁者》。這部拍攝於1940年偉大反戰影片，1979年由上海電影譯制廠譯制後在國內公映（由此可以大致地推斷出照片拍攝時間）。曾主演《新閨怨》（1948）的衛禹平擔任譯制導演，集合瞭邱嶽峰、劉廣寧、伍經緯、喬榛、尚華、富潤生、童子榮、畢克等空前豪華的陣容，最終促成瞭這部傢喻戶曉的傑出譯制經典。

由這本畫冊，我還聯想到"飛翔的荷蘭人"伊文思，開展"破冰之旅"的尼克松總統，想到那部經典的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紮特》（198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紀錄瞭小提琴大師埃裡克·史坦1979年在中國的訪問）。在東西世界冷戰期間，能以正面、善意而非狹隘意識形態偏見的鏡頭展示變革進取的中國，這位攝影師曼弗雷德·杜尼約克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由於不懂德文，我查閱瞭一些中英文的網絡、圖書檔案資料，繼而突然心中升騰出一種"久別重逢"的感覺：這位曼弗雷德·杜尼約克先生果真和咱們中國大有淵源！他不僅是位攝影傢，更重要的身份是聯邦德國的電影電視制片人、導演和編劇。1934年5月，他出生在柏林，後陸續於柏林和美國哈佛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方向是法律、政治學和經濟學，不過就在求學期間，他迷上瞭拍電影和攝影。

五十年代末期，他開始涉足德國電影的制片拍攝，並以《瑪拉特斯塔》（1969）一片斬獲四項德國電影獎（German film awards）。1970年，年僅36歲的他就受邀擔任瞭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委一職。

在制作本國電影小有成就之後，曼弗雷德·杜尼約克用超越性的眼光瞄準瞭世界影壇，將跨國合拍作為其畢生追求的事業。他合作的對象既有西班牙、墨西哥、日本這種不同文化、經濟水平的國傢，更有匈牙利、中國這樣的處於意識形態對立面的社會主義國傢，這在冷戰期間是需要甘冒極大風險的。

其中，匈牙利傑出導演伊斯特凡·薩博是與他合作最多、成果最大的導演。1979年，他們首次合作瞭影片《綠鳥》。1981年，根據克勞斯·曼的小說，他們合作拍攝瞭"二戰"背景的《梅菲斯特》一片，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此片80年代也被譯制後在中國上映，由童子榮配主演霍夫根一角，被公認為童老配音生涯最高的藝術傑作。

1983年薩博與杜尼約克第三度合作，拍攝的《雷德爾上校》一片獲德國電影獎和英國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等諸多殊榮。杜尼約克制作的電影傑作，還有2003年日本著名導演篠田正浩的諜戰史詩巨制《間諜佐爾格》，影片在中、日、德三國取景。2006年北京"日本電影周"，篠田正浩導演專門攜此片出席瞭在電影資料館的放映活動，可惜此時杜尼約克已經因心臟病去世三年瞭。

曼弗雷德·杜尼約克和中國的情緣從1972年就開始瞭，這時正是"文革"如火如荼之時。據《上海地方志》記錄，從1972年起杜尼約克應中影公司、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邀請，多次到上海訪問，與上技廠、美影、上影建立瞭密切的關系。

1979年到1980年，杜尼約克與美影洽談合作拍攝動畫片業務，大傢後來所熟悉的《天書奇譚》（1983）就是雙方合作的結晶；後來，他還與美影合作攝制瞭《列那狐的故事》（1989）等。故事片方面，杜尼約克與吳貽弓、張建亞合作，將法國文豪儒勒·凡爾納的一部中國題材小說搬上銀幕，這便是1987年由陳佩斯主演的喜劇片《少爺的磨難》。

對此，吳貽弓在他的《花語墅筆記》曾有回憶，在他眼中，杜尼約克私下是一位和善友好、充滿熱誠的謙謙君子，但在電影合作中則展現出德國人所特有的嚴謹認真，"好幾次差點為一些具體的細節分歧翻臉"，這大約就是有句名言所講的"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的最好體現吧。

曼弗雷德·杜尼約克在中國協拍的最著名影片，要數1986年與"西影"合作的《黑炮事件》。這也是我個人最喜愛的一部當代中國電影，不過過去我們基本上隻談西影、談黃建新、吳天明，不太提到這位德國人。

現在回想起來，影片不正有德國演員蓋爾哈德·奧爾謝夫斯基的參與麼？此君乃是1976年柏林電影節的影帝，能把他找來參與拍攝，想必便是杜尼約克的運作吧。

除瞭在中國合拍電影，杜尼約克還利用他的國際影響力將大量的優秀中國電影介紹給歐洲，是中國電影走向國際的一位重要幕後推手。

他的中國朋友、《人民日報》資深記者江建國曾撰文回憶說，"在世界各大電影節上，隻要有中國電影出現，就總少不瞭杜尼約克的身影"。正是由於"他的大力支持和推薦"，才有瞭張藝謀《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一飛沖天、謝飛《香魂女》斬獲金熊的壯舉。

江建國的這種說法，目前我尚未在各電影廠廠志以及導演回憶闡釋中找到印證，但是後來我們在電影資料館舉辦謝飛導演回顧展時候，我當面向謝導求證，謝導對於曼弗雷德先生在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推薦工作給與瞭極高的評價。其實也很正常，按照今天我們對國際電影節遊戲規則的瞭解，影片內在的過硬質量和外在的公關水平，都是最後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