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博客"波子哥-廖新波"
作者：廣東省衛計委正廳級巡視員 廖新波
不少媒體把"黃牛黨"炒號看成是"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們並沒有看到醫生的價值沒有得到公正客觀的體現，反而把打擊"黃牛黨"作為打擊炒號的重點。作為冤大頭的醫生，收到的隻是可憐的十幾元，成為瞭"黃牛黨"的搖錢樹，豈不更加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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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技術價值隻能通過"托"而體現
► 為什麼我國會出現"黃牛黨"炒號的現象？首先要從醫生的定價來思考。"黃牛"倒號，各地價格不一，基本上是根據當地的經濟水平"報價"，最低120元，一般兩三千元，最高五六千元，而專傢的"合法"價格在7-15元之間。
如今，公立醫院已有一些"天價"特診，一般在三五百元上下。有人認為醫生現在的收入並不低，也許是！但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哪裡呢？在藥費、檢查費等"創收"上。從某一種角度看，低年資醫生的創收能力並不比高年資的低，甚至高於高年資的。而"黃牛黨"給出的專傢號價格，擠去"惡炒"的水分之後，才是專傢真正得到社會認可的價值。
我們再看看名醫"走穴飛刀"。有醫院管理者說，醫生"走穴飛刀"所得的報酬是在醫院收入的一半以上，而飛刀的時間隻占工作時間的1/5。值得註意的是，一方面是時間與報酬的比例問題，另一方面是這些報酬與醫生所開的檢查、藥品的收入沒有半毛錢關系，也可以說是其技術價值、社會價值較好的體現。
"炒號"已然成為中國的一門職業，而且隨著"互聯網+"的熱潮，"炒號"工作模式已經從街邊模式轉到"互聯網+"模式瞭，形形色色的APP公司應運而生……深諳中國醫療體制的商傢們也看到，隻要他們控制瞭醫院的現金流、藥品流、衛生材料流，甚至檢查檢驗，他們完全可以把醫生養起來。因此，互聯網要顛覆傳統的醫療模式不是不可能的！
不少媒體把"黃牛黨"炒號看成是"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們並沒有看到醫生的價值沒有得到公正客觀的體現，反而把打擊"黃牛黨"作為打擊炒號的重點。作為冤大頭的醫生，收到的隻是可憐的十幾元，成為瞭"黃牛黨"的搖錢樹，豈不更加可悲？
可見，誰都知道醫生的價值潛力很大，"可托"的利潤空間很大。唯獨我們的支付制度，一直沒有把醫生真正的價值通過服務價格的調整體現出來。
分級診療4個偽命題
► 首先可以斷定，兒科醫生的短缺實際上是中國醫生問題的一個縮影。兒科醫生短缺是全世界的現象，但中國兒科醫生短缺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我國的兒科醫生除瞭承擔其職業責任、社會責任外，由於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承受患者傢屬非理性要求的壓力遠遠大於其他專科。此外，在非市場非政府的支付制度下，兒科醫生與其他強勢科室（贏利機會大的科室）相比，他們"慘淡經營"（確實與其他專業一樣在經營）。
兒科醫生短缺折射出來的問題正是目前我國醫生的窘迫境遇——醫生的價值得不到合理的定價與體現。所以，兒科醫生是我國醫生群體的一個縮影。
其次，分級診療是一個好政策，但也是一個偽命題。國外也有分級診療，但是國外的分級診療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而不是政策行為。即使公眾可以自由看病，但是也不得不遵循一個制度的安排——首診在社區。
而中國推行的分診醫療雖有"制度的安排"，但是非常無力，根本原因就是沒有真正體現醫生的價值，並且醫生的價值隨服務的場所不同而不同，往往在大醫院才有更好的體現。
因而，醫生的服務平臺隻能在醫院，而且是大醫院！醫生形成一種從"壩下"往"壩上"走的趨勢，"壩上"的資源不斷堆積，但即使"壩上"的水滿瞭，也不會輕易讓它漫出來流到下遊，所以會不斷地"擴壩蓄流"，加之政策的逆推動，"壩下"的"民工"根本就無用武之地……
由此，人們"凡有病到大醫院"的就醫習慣和觀念隨之自然形成——大醫院才有大專傢，看病就必須找大專傢。但事實上，很多常見病、慢性病診療以及康復治療是不需要去大醫院的。我國最大、最好醫院的院長曾抱怨：80%的病人根本不需要跑到北京來看病。
目前，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建設，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比如建立醫聯體，甚至（不痛不癢地）改革支付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辦醫等，以期形成分級診療的秩序。可惜，一直不能奏效。
為什麼分級診療在國外不是問題，在我國就成問題瞭呢？為什麼分級醫療一直推行不下去呢？根本在於：醫生沒有流動——醫生被圈養或願意被圈養。這是各項分診醫療政策不力的主因。
醫生如何走出"被托"困境
► 為什麼會存在這種"托"？很多人提出，要解決"托"的問題，首先該解決醫生的服務價格問題，尤其是優質資源的定價問題。很可惜，醫改到今天依然沒有對醫生勞動價值的合理定價達成共識。
最近，我在一篇三明醫改的報告中看到：三明醫改提高瞭服務價格，而有的"善良"醫生卻認為"太高"。另外，由於提升醫療服務價格，重慶爆發瞭示威遊行。這是多麼令人可憐、可悲的事情呀！
民眾不理解醫生的價值情有可原，但連我們醫生自己也不認可自己，依然沉浸在舊體制下，盲目地通過檢查、藥品等創收和"薄利多銷"來獲取並非價值所在的報酬，不是更加令人扼腕嘆息嗎？何況，這種不易得來的報酬也是在多種壓力下"鋌而走險"。
那麼，醫生的價值該如何回到一個合理的定價，走出被"托"的困境呢？就是要建立起"醫院是為醫生提供服務的平臺，醫生是為患者提供服務的主體"的新格局。也就是說，醫院要做的是"築巢引鳳"，使醫生能夠"良禽擇木而棲"；病人要選的是醫生，而不是醫院。實現這個新格局可以從"解鎖"和"剪鏈"入手。
"解鎖"——解開醫生"單位人"的枷鎖。在頂層設計方面，實現醫生從單位人向自由執業轉變，實際上頂層已經在做一些解鎖措施，如醫生福利社會化，政府職能轉變，專業自治力度不斷加大，嚴控公立醫院規模，逐步放開技術準入，推動醫師多點執業，鼓勵多渠道辦醫等。
這些外部的推動既給醫院管理者帶來外部壓力，也帶來應變的動機。醫院要根據自身的發展需求，設計一個為醫生、專傢提供能力發揮的平臺，而不是面面俱到，通過粗獷的擴張方式來留住人才。
"剪鏈"——是剪斷醫生與其它服務的利益鏈。在現行制度下，醫生的價值充其量是如何利用設備與藥品和高值衛生材料；科主任的管理思維就是如何"創收"，獲得醫院的"二次分配"——獎金激勵。
上級部門雖然要求醫院不得將醫院收入指標分解到各科室，不得將醫務人員收入與科室收入直接掛鉤，而實際上在這種支付制度下，這根本就是一句空話，醫院不"創收"靠什麼活？既然醫院、醫生無法改變這種格局，也隻能換一個說法，煲的是同一鍋湯。
要使醫生的知識價值回歸，必須從支付制度下手，使醫生的收入與藥品、檢查檢驗脫鉤，讓醫生對癥施治，而不是"利益分成"。
具體來說，支付方可從四個方面支付：醫生服務、醫院服務、藥品服務和檢查檢驗服務。這四個方面各自獨立核算、獨立支付，不是"以藥養醫"，也不是"以醫養藥"。
醫生提供的是技術服務，根據其經驗值、專業特點、疾病系數來核定價格；
醫院服務就是醫院的後勤補給、醫療管理、護理管理、信息管理、醫療安全保障等等的總和，按病種等因素核定服務價格；醫院的舒適度與服務的費用有關，與投入的成本有關。
如此，醫院的基本醫療服務標準就建立瞭，醫院不可能隨意增加"額外"的服務，患者也會"看菜吃飯"。因為醫院服務的運行成本直接與醫院的經濟效益掛鉤，也與患者的自付比例有關，所以醫院也不可能大小通吃，不可能通過住院或接受一些輕病號來填充和相抵"醫保限額"，特別是能夠實行按DRGs付費之後。
相反，可以促使更多手術在日間手術室完成，居民常見病、多發病在社區診療，更多康復到二級以下的醫療機構、康復機構和護理院等。患者也因醫院報銷標準之限（部分自付或完全自付）而選擇合適的住院或門診。
這樣，不僅可以把基本醫療與非基本醫療區分開來，把分級醫療做實，還可以把營利性醫院和非營利性醫院分開，更加合理地利用醫療資源。
檢查檢驗分開支付不僅有利於避免大檢查，更有利於資源的綜合利用，使第三方檢查檢驗更加專業化。目前，可以在臨床應用的檢驗過萬種，很多不能開展是因為成本問題。如果整合到一個中心，成本大大降低，精準診斷與治療就成為可能。
藥品管理成本也單獨成本核算，而不是簡單的一個"零加成"蔽之。因為藥師、藥房運作以及藥品安全管理都需要費用，但這種費用的核算必須是合理的，合理到它僅成為醫院的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潤中心，使醫院感覺到賣藥與不賣藥沒有什麼不同。
有些國傢的醫院為什麼不青睞藥品的"銷售"呢？因為銷售藥品給醫院帶來的利潤微乎其微，所以不值得"經營"。慢慢地，藥房等都可以社會化，檢查檢驗由第三方提供，醫院從眾多的成本中心中解脫出來，隻專註於醫療。
如此分賬支付的制度，使醫生不管在什麼場所服務，價值都不變。民眾將來找的不完全是醫院，更不是大醫院，而是"醫生"——由找"廟"變為找"和尚"。
醫生多點執業不要拘泥在"多點"上，應該在醫生的身份改變和醫生與醫院的關系上。
目前，政策上允許醫生自由開業，實際上"寸步難行"，而醫生工作室和醫生—醫院合作夥伴關系（PHP）的行醫模式沒有任何法律上和審批上的障礙，應該開展起來，因為都是醫生流動的最好形式。醫生—醫院合作夥伴關系是以市場為導向，效率高、質量保證、成本低。
從醫生角度來看，醫院能為醫生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可以保持生活和醫療工作之間的平衡，更靈活地支配時間，避開自行創業中資金、法律、人事等繁瑣事物。
從醫院角度來考慮，可以避免醫院收益和醫生收入之間的競爭，能提升醫生的忠誠度，解決醫生資源短缺與分佈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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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nal From: 廣東衛計委領導如何看待北京打擊號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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